四十年环保路，“天道曲如弓” 专访国家环保局

四十之惑（上）：1973年，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，这一年被称为中国环保元年。至今，年届四十，中国的环保形势可谓四十正惑，严峻依旧。南方周末约访原国家环保局（即现在的环保部）和台湾环保署（将于2013年6月13日刊登）创始官员，追问今昔，细陈得失。

曲格平。 （CFP/图）

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。

依法治国要找到突破口，我认为可以先从环境保护开始。

不惩治腐败要亡党亡国，不消除环境污染，不保护好生态环境，也要亡党亡国。

我们的指导方针是领先的，但发展还是在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路上走过来的。

人治不是说不能做事，可是成功几率太低了，是不稳固的、危险的治国之策。

对NGO不应限制，应该鼓励发展，特别鼓励他们的批评和建议。

“人得要做点事，否则老了回顾会感到活得没价值。我现在回顾，就感到很苦恼，因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太多、太大。”

83岁的曲格平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。卸任后，他将不能说、不便说、不该说的话，付诸铅字，留待历史。偶尔忍无可忍，才溢于言表，比如痛心于北京的灰霾，“不适合人类居住”，比如惊诧于掺水的统计数字，“要了环保工作的命”。

有人说他很悲观，他辩驳：“我提意见、提批评是希望把那些不足之处，改过来。”

1970年代，身在国务院的曲格平被安排分管“公害”问题，“没想到一项临时性的分工，竟成为终身奋斗的事业。”

那时候，动乱的中国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。1972年，中国意外派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，曲格平透过镜子，猛然看到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。

此后数年，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代表、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和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。他任内参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（试行），并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，推动了环境保护列为国家基本国策，确立了“谁污染谁治理”等八项环境制度。随后，又亲身建立起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。

年过八旬后，老人感叹“但见时光流似箭，岂知天道曲如弓”。2013年春天，他赴香港参加“中国环境保护40年”学术论坛，痛陈“我们是否注定无法解决好发展和环境的矛盾”。

他生活上已不免吃力，忘了喝水，忘了吃药，眼镜摘下放在手边，却楼上楼下满屋子寻找。但他又异常清醒，从二氧化硫到土壤污染普查，他密切关注政府公布的一切环境信息和数据，并“担心这些数字的准确性”。

2013年5月，这位可能是全中国最有发言权的环保老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，细陈四十年的进退荣辱，他念叨着，“确实我们有话要说”。

南方周末：现在的环境形势，究竟该如何评价？

曲格平：似乎没有人称赞中国的环境状况好，国家领导人也在讲“环境形势严峻”，其实说“非常严峻”、“十分严峻”都不过分，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。而且不是光一个大气污染，还有水污染、土壤污染、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，存在的问题很多、很大。在农村，当年搞乡镇企业，不顾一切地以原始粗放的方式发展。现在说环境形势严峻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环境的恶化。

南方周末：可是每年有关部门通报，都会说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度下降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？

曲格平：我担心这些信息的准确性。数字的准确性，关系到决策的依据和决心，也关系到规划执行的结果。比如总量控制是很好的治理手段，但如果污染排放的数字很低，国家决策又是在错误的基础上做出来，那总量控制就没有意义了。

南方周末：数字上可能失准，原因是什么？

曲格平：首先是，监测网络并不是很齐备，可能报不全。第二，企业和地方都不愿意报实数，对他们不利。我当环保局长的时候就对地方报的环保数字皱眉头。全国“数字游戏”也不仅是环保一家，是一个老大难问题。

南方周末：最近的土壤普查的数据，就一直没有公开。

曲格平：我也关心土壤问题。环保部和有关方面做了调查，下了很大的力气，但我也看不到这个数据。环保部即使想公开，估计也很难，因为牵涉到太多部门和地方的利益了。